在泥河沟这片被称为枣树“活化石”的36亩古枣园里，共生有各龄枣树1100余株，树龄最长者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在这人与枣园和谐共生的文化系统中，千年枣树目睹了窑洞院落里的人来人往，听惯了古戏楼里传出的悲欢离合。遗憾的是，泥河沟村没有文字记载，世代相守的往事都潜藏在一辈又一辈村民碎片化的记忆之中。这部村落文化志是村民记忆的生动再现，在讲述和倾听的情境里，家乡的山川河流与风土人情跃然纸上。

一、陕北村落的文化特质

守护泥河沟村的两座山因神似金狮和银象而得名。在佛教文化中，文殊菩萨和普贤菩萨的坐骑分别是青面狮虬首仙和黄牙老象灵牙仙。这种物象的关联，既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又是村民的文化创造。正因为有了这神奇的传说，人们才对这里的灵山秀水充满想象。

南北两山遍柴薪，

车会沟里花果红。

小沟养鱼蓄水坝，

湾塌坡峁梯田化。

这是泥河沟村民在“农业学大寨”时期的豪言壮语，也是他们对家乡沟壑与川道的独特认知。龙须湾、沙塌湾、香水塌、坟塌、老鱼坡、大圪塔、炭窑峁、蒿峁、沙园梁、垴坢梁……这些内涵丰富的地名就是村庄水文和地形地貌最形象的表达。它们与戏楼圪洞、炉瓷坡、寨则上、紫柏崖坬、曹柳圪台、石坬口头、湾崖地、后河上等人居聚落，共同构成了村民的生活世界。武氏石塌上、沙塄上、湾里和磘里四大家族在这里繁衍生息，续写着枣缘社会的历史与文化。

泥河沟村属于黄河沿岸土石山区，生态脆弱，旱涝灾害频繁。雍正六年（1728年）和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分别重修龙王庙和河神庙的碑文，记录了村民祈求龙王爷施降甘霖、洪水不犯良田的愿望。它们与村口的观音庙一样，是村民在多灾多难中得以生存下来的重要支撑，是“以解人之莫及之事”的精神力量。在村民的世界里，它们不被称为文化，那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正是这些可触的庙宇以及可感的神灵，给老百姓带来了经年累月的心灵抚慰。

每逢唱大戏的时候，庙里的神牌便会被请到戏楼圪洞的神位上，听闻戏楼里传出的悠扬琴声，尽享人间的供奉。每年农历正月初三到初五举行的打醮仪式，是村民感谢神灵、驱瘟解厄不可或缺的生活内容。在寒冷的冬日里，村民手持香火，转365盏油灯组成的“九曲黄河阵”，祈福一年的平安吉祥。除了这些村内的仪式活动，村外的佛堂寺更是久负盛名。作为佳县最大的乡间寺庙，每逢农历三月十二的庙会，周边十几个村落的民众就会麇集于此，在古老剧目的曲调中，重温祖祖辈辈熟悉的旋律与故事。

这些大型的庆典和祭典之外，村民还有自己的时间刻度，这也是他们特殊的文化展演。无论是担大粪给庄稼施肥的“奶菜”，还是作为生活技能的“浮河”，都蕴含着当地人的生活智慧，以及他们对劳动的情感和对生命的体验。每年入伏的第一天，村民会沐浴黄河，洗去一身的尘垢，洗去身上的病痛，这是他们对生活的一种积极想象。“六月六，西葫芦炖羊肉”，这是单调的劳作生活过后，老百姓在精神和肉体上的放松，也是终日与土地相伴的农民对自己生活的装点。就像二十四节气记录时间的方法一样，正是这些与当地生产、生活节奏相适宜的活动和饮食，构成了村落生活周期的节点。

泥河沟村自古被叫作“汊道”，陆地上交通闭塞，因此主要依赖水运。村口的黄河渡口叫“宁河口渡”，也是环村而过的车会河汇进黄河的入口。清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葭州志》载：“宁河源出州北九十里马家沟，东流十五里经古宁河寨。南，又东南流四十里，至宁河口入黄河。宁河口渡，在州北四十里黄河上。”这是有关“宁河口渡”最早的记载。虽然现在渡口已经废弃，但是艄公与纤夫的讲述却能鲜活地呈现往昔的图景。

作为乡村教育历史的载体，泥河沟村有两个建筑最为醒目——十一孔窑和开章小学。从1953年作为学校的四孔窑到1965年建造的六孔窑，从1977年开始修建的十一孔窑到2012年没有了学生的开章小学，它们记录了乡村生活的红火与日趋落寞的现实。

与此类工程同样刻骨铭心的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修建的农田灌溉水利设施——闷咕噜和倒虹，以及为保护农田免受洪水侵害的拦河坝和顺水坝。这些公共设施的建设，倾注了全体村民的心力，也是那个充满激情的时代最为生动的物质见证。回首往事时，石工队在山上打石头，已婚妇女组成红色娘子军，未出嫁的姑娘组成铁姑娘战斗队，用拉拉车运石头、用瘦弱的身躯背石头的场景就会重现眼前。

泥河沟村灾害频繁，其脆弱的生态环境决定了百姓生活的形态。村民从1955年开始吃返销粮，直到1993年还在吃国家的救济粮。这些痛楚的记忆都已散落在通镇背粮的40里山路上，都已埋藏在移民他乡的窘途中。既便如此，这故乡依然要爱，这枣园还是要守。法国思想家罗曼·罗兰说：“世界上只有一种真正的英雄主义，那就是认清生活的真相之后依然热爱生活。”这部文化志叙说的正是这种“英雄主义”的故事。

二、回归土地的现实召唤

2014年，我们走进泥河沟村时，全村共有213户806人；常年在村的158人中，有111人年逾花甲。他们是管理900亩耕地和1000亩枣林的主力军。与绝大部分村庄的处境一样，这里类型多样的自然景观和传习久远的乡土知识并未转换成村庄发展的资源。

在城市中心主义的驱动下，数以百万计的村落已经消失。在繁华都市的映照下，乡村更像是“废弃的生命”。在这里，累世传承的乡土知识备受冷落，被视为乡村生活灵魂的仪式活动渐行渐远，以养生和送死为核心的礼俗传统被置于漠然无视的境地。农民对家乡的情感爱恨交织，城市对乡村的依赖若即若离，寂寞村落里的农耕智慧无人问津，我们已身处集体失忆的边缘。这种失忆会使乡村少年失去家乡情感，使乡村青年无心在农村寻求发展，使乡村老人彻底丧失文化自信。

作为农业文化的载体，传统村落所呈现的自然生态和人文景观，是当地人在生产和生活实践的基础上，经由他们共同的记忆而形成的文化、情感和意义体系。因此，它在当地人的集体记忆和身份认同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因此，在中国人的观念中，“田、园、庐、墓”浑然一体的乡村聚落既是记忆的风景，又是乡愁的栖居之地。

在由血缘和地缘构成的乡土社会里，祖先与后辈共同传续的恰恰是生生不息的村落民俗文化。这也是我们刻意存留乡土、复育乡村文化的重要依据。然而，乡土的意义不止于此，村落的价值更在于它可以安顿心灵、拯救落魄的灵魂。

法国人类学家玛丽·鲁埃通过对加拿大詹姆斯湾世代聚居的克里印第安人的研究，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极富说服力的案例。

二战以后，加拿大政府把印第安孩子送进寄宿制学校接受现代教育，目的是让这些年轻的印第安人忘掉自己的语言和文化，变成普通的加拿大公民。然而，结果并未如愿，学校教育使这些年轻人远离了他们的语言、生活方式，以及他们父母的价值观，却没有使他们获得进入另一个世界的手段。这些年轻人无法在城市中生活，也失去了祖辈在山林中生存的本领，双重的失败把他们推向了绝望的深渊。在这种情况下，老一辈克里人将歧途中的年轻人送到祖辈的狩猎营地，使他们学会克里语言，重新获得捕鱼、狩猎的知识和技能，呈现了自然与文化环境特定的力量。这些重归土地之后的年轻人，重建了他们与生活世界的联系。更为重要的是，他们在这里活出了自己的自信，建立了自身与祖居地之间内在的精神联系。老一辈克里人依靠回归土地的方法，医治了教育的创伤，拯救了迷失的一代。

这个故事说明了“回归土地”的特殊意义，也为人们在现代魔性造就的不安中寻求生活的本质，开辟了一条情感归属的道路。

三、乡村发展的美好愿景

“土地的黄昏”是乡村的共相，也是社会剧变中乡土中国的缩影。然而，文化复育下的泥河沟村却有了些许的不同，这也许会为我们勾勒理想的乡村类型提供了一种可能。

我们通过采录口述的方式再现村庄往事，虽然无法追溯与千年枣树同时期的村落历史，却可以用文字、用声音、用图片捕捉生活的瞬间，记录生活的片断。在村民共同的追忆中，久违的乡情纷至沓来，浓浓的亲情如期而至，曾经的仇怨冰释前嫌，童年的情谊再袭心头。我们也因此认为，有一种类似于宗教的力量可以拯救乡村，那就是村落生活中祖祖辈辈携带的集体记忆。

在寻找各种乡土重建路径的今天，有一种普遍性的认识——村庄的希望是让外出者回流，让更多的年轻人留在村里。这的确是乡村建设的愿景，但我们要充分认识到一个基本的现实问题，如果让年轻人回归，必须有情感的归属，必须有产业的支撑，否则他们就没有生存的基础。这是乡土文化复育的重要前提。

此外，我们所生活的这个时代，农业科技的进步已经为节省人力创造了条件，劳动力的转移已成必然趋势。从人性关怀的角度视之，现代化已经拓展了村民的生活视野，年轻人有资格享受全球化时代的福音，没有什么理由把他们禁锢在土地上。如果有条件有机缘，这些年轻人不仅要走出家门，还要走出国门，去体验生活的意义和生命的价值。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背弃了故乡，所有的村民都可以通过现代信息手段，享受他们村里的生活，只要他们还心系村落，始终把这里作为牵挂的故乡。

对泥河沟而言，武姓四大家族的子孙，每当清明节到来之际，每逢中秋月圆之时，都能把情感投掷在这里。那么，再远的距离、再久的等待，不都有了精神的归属吗？

我们走进了枣园近旁的村落，将村民记忆中的往事转换成了定格的历史。在这些有形的和无形的文化遗产中，潜藏着千年枣树守望的文化基因。其现实价值在于，让那些为生活忙碌、为生计漂泊的年轻人，不忘祖先的历史，让年迈的老人能因存留前辈的记忆而有一份生存的尊严。就更长远的意义而言，共同的记忆是一条连接着祖先和后辈的精神纽带，是整合村落社会的精神力量。它让我们始终带着祖先的生存智慧，坚定而从容地走下去。因此，它讲述的虽是过去，却直指当下，更关乎未来。